参加中国·欧洲论坛的学者提醒中国不要单纯强调技术引进　

　　本报法国巴黎10月5日电 (特派记者 苟骅 何雪峰 蓝云) 当中国各地都纷纷效仿“硅谷”发展科技产业时，欧洲学者却并不认同这样一种急功近利的科技创新模式。在法国巴黎举行的第二届中国·欧洲论坛“科技发展取向的管理”分组研讨中，来自中国和欧洲多个国家的与会者还对科技界解决全球变暖等社会问题的能力越来越弱表示强烈担忧。本报和奥一网3名特派记者分别在法国巴黎、里尔和比利时列日参加分组发言。

　　科技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变弱

　　以“当代中国的发展与世界治理”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欧洲论坛第一阶段分组研讨北京时间昨日凌晨结束了首日讨论，中方和欧方与会代表分别介绍了各自国家或地区在未来数十年面临的主要挑战。在巴黎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办公楼内举行的“科技发展取向的管理”小组研讨会，云集了21位来自欧盟、世界经合组织、世界银行、英国纳米协会以及中山大学的专家学者，并吸引了

　　在热烈的讨论中，中国各地都纷纷效仿“硅谷”发展科技产业的现状引起了中国和欧洲学者的普遍关注。大部分欧方代表对缘自美国的“硅谷”发展概念并不认同，他们认为单一的模仿是很危险的，“硅谷”是不是适合引进，国家的环境非常重要。

　　“单纯强调技术引进是片面的，就像大学培养人才不是人云亦云，而要有自己独立的观点。”他们认为，同复制“硅谷”模式相比，社会更应该关注科学如何应用于社会生活中。中国和欧方代表都非常关注，目前科技界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能力越来越弱了，比如应对全球变暖、燃油问题，“似乎科学被锁在自己的逻辑里面，不能用来解决实际问题了。”

　　中西方伦理标准已趋于一致

　　中国和欧洲双方代表均认同，科学与技术是为将来做准备的，“首先需要一种对将来发展的预测，过去50年是由竞争和消费来推动的。随着全球变暖和资源减少，未来要减少资源过度消耗，全球化将不再是竞赛，也不再是威望权力的抗争，而要变成一种合作，需要通过全球性合作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目的是更好地解决一个难题，在给人类尤其是最贫穷的人创造更好生活的同时，减轻对生态系统造成的破坏。”

　　同样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伦理组研讨会，中国和欧洲双方代表都认为，中西方的伦理标准已经趋于一致。法兰西院士、欧洲著名汉学家巴斯蒂强调，中国和欧洲的道德伦理都面临着传承和开放的双重课题。

　　第二届中国·欧洲论坛第一阶段小组研讨会分46个小组在欧洲23个城市召开，社会职业分类组包括了艺术家、科技界人士、高教工作者、媒体记者、金融界人士等，在主题分类上涉及了宗教在和谐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国和欧洲道德伦理标准的演变、高等教育改革与未来精英的培育、面向21世纪的治理模式等议题。每个小组与会代表都反映了中国和欧洲地理文化的多元性，每组包括5名来自中国不同地区的参与者，分别代表不同的地理及经济发展水平；每组14名欧洲参与者则依据欧洲地理文化和人口结构比重划分，分别来自德国、英国、中欧和希腊、北欧和波罗的海、西班牙和葡萄牙、法国、

　　现场张贴有本报人物专访版面

　　在法国巴黎，集中了全球时代与多元文化下的认同危机、从人口角度看社会变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土壤治理土地政策等9个讨论小组。在举行“科技发展取向的管理”小组研讨会的巴黎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办公楼内一楼进出大厅，记者意外发现剪报栏上张贴着本报副刊今年8月23日对法国思想家、社会活动客卡蓝默先生的专访。　　

　　-高端对话

　　导师培养博士生成了商业买卖

　　第二届中国·欧洲论坛昨天结束第一天分组讨论后，中国和欧洲代表各自介绍了自己所在国家和地区面临的主要挑战，而中山大学哲学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分析哲学研究所所长张志林教授就中国和欧洲共同面临的科学受制于军事竞争和普遍的商品化等问题接受了本报和奥一网专访。

　　记者(以下简称“记”)：听了欧洲学者介绍后，作为一位哲学研究人员，你认为目前中国和欧洲社会对科学的认识有什么误区？

　　张志林(以下简称“张”)：目前在中国和欧洲面临同样的问题是，经济发展形成的普遍商品化被错误地当做各国之间进行比较的唯一标准，日益强化的经济导向和量化评价指标令人担忧。科学探索的根本评价指标应该是真理性或者说合理性，也就是说不能以外在的经济效益和僵化的量化指标来评价科学探索的合理性。特别要提醒的是，近年来中国大学科学研究的走向令人担忧，在历史上大学从来是科学自由研究和自主研究的场所，但在强大的商品化冲击下，自由和自主研究的空间越来越小，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都受到一系列量化经济指标的牵制。

　　记：能不能通过一些例子具体说明你的担忧？

　　张：比如在中国，导师为国家培养博士生也被当成了一宗商业买卖来交易，也就是新出台的规定要求导师手上必须有科研项目才能招收博士生。

　　记：这样的规定会产生什么后果？

　　张：大学在历史上一直是科学研究重镇，但现在正大踏步变成市场机构和企业，面对这样一种退步，社会一片叫好，这是最大的负面影响。比如我们非常强调大科学建构，强调“产学研一体化”，科学越来越技术化，甚至是技术取代了科学。现在基础性科学研究空间越来越小，留下的只是模仿和应用性的研究，缺乏创造性的探索空间。